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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收到盧乃桂先生的《教育弘道》書稿和信息，他委托南京大學教育研究研究院副院長操太圣教授邀請我為書稿作序。我是太圣在華中師大的碩士生導師，當年就是我推薦太圣到他門下深造的，他也是我多年的良師益友，惠我甚多。太圣一說，我便當即應允。忙中偷閑，品讀著乃桂先生書稿中充滿哲思與深情的文字，昔日兩人交往的點點滴滴不禁再現腦海之中。
孔子曾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可知古往今來，對“道”的發(fā)揚光大，都是智者的天職。韓愈也說：“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yè)解惑也”，明確指出：教師的責任就是傳授道理、教授學業(yè)、解釋疑難問題。在我眼里，乃桂先生就是這樣一個“一以貫之”的弘道者和架橋人。他“弘”的是中華文化之道、民族精神之道，“架”的是內地與香港兩地學術之橋和友誼之橋。這個“道”一弘就是一輩子，這座“橋”一架就是數十年，至今仍在“弘道”與“架橋”之中。
我與乃桂先生相識于上世紀90年代。伴隨著國家對外開放步伐的加大，從1993年起，我開始通過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的黃顯華教授、盧乃桂教授和鐘宇平教授以及宗教系的吳梓明教授，幾乎每年都去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或宗教系做訪問，參加學術會議，與同行進行交流，了解境外和國外學術界的最新進展，掌握最新動態(tài)。1993年6月我赴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做為期15天的訪問，乃桂先生作為時任院長，與我在中國教育現代化問題上交流頗多。乃桂先生留美多年，其在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期間所做的博士論文就與我在華中所做陶行知、晏陽初、梁漱溟與中國教育現代化研究頗多相關。他雖然留美多年，又在香港工作，但有濃厚的家國情懷和開闊的全球視野，始終關注中國的現代化特別是教育現代化進程。此時他剛從政府部門申請到一個“中國及華人社會的教育與發(fā)展研究計劃”大型課題，正考慮將亞洲地區(qū)華人學者們組織起來開展相關研究。離別時，他一再表示希望有機會邀請我來中文大學教育學院開展合作研究。1995年，乃桂先生果然不負前諾，爭取到一筆專項經費，開列該院第一個教育學博士后研究人員職位，希望我能積極申請。他還告訴我，按慣例該職位將在國外大報上公開刊登招聘廣告，面向各國和不同地區(qū)學者，但依我的條件與專長，還是很有競爭力的，鼓勵我踴躍報名，但也明確表示，因為是公開競爭，一切都公開透明，最終要按照學院招聘委員會全體成員的意見來抉擇，所以提醒我要做好兩手準備。我在征得華中師大校院兩級領導的同意后，迅速寄出了個人的申請材料。經過幾個月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和校內多個部門的嚴格遴選，我有幸獲得了這個機會，該校人事部門給我發(fā)出了為期一年的聘請函并向英國駐港機構提出了申請。但遺憾的是，在沒有解釋任何理由的情況下，我被英國駐港機構拒簽，導致我此次應聘未能實現。個人后來私下揣度，或許是本人1993年至1995年在港開會交流期間，經常應校友香港《文匯報》港聞部主任、后來任香港《文匯報》總編輯的李曉慧先生之約，為該報撰寫發(fā)表應重視和加強中華文化教育、母語教學、注重清理港英當局奴化教育遺毒的文章，引起了港英當局的關注？我原來在華中的同事后來考到北京中國新聞學院，畢業(yè)后被派到新華社香港分社當記者的何自力先生，就不止一次在新華社香港分社門口，指著對面大樓掩著窗簾的窗口對我說，你得小心謹慎，那就是英國軍情六處駐港機構，他們每天對進出新華社香港分社大門的人拍照存檔，凡進出兩次以上者就要建檔重點盯防，于此可知英國人在香港下的功夫之久、之深。這不正是今日香港動蕩之源？
難得的是，乃桂先生并沒有氣餒。1996年底，他又來函邀請我去該院做為期3 個月的合作研究，經費從他此前申請到的“中國及華人社會的教育與發(fā)展研究計劃”中列支，我的身份是他主持的此項大型研究計劃的研究員。乃桂先生盛情可感，我自然熱情響應，遂于1997年4月辦好了赴港簽證。這次訪學，開始計劃3個月，6月底成行，中途一度回來，經過延期，直到11月底才返回武漢，前后幾乎半年。恰逢97香港回歸盛典，我也成為此期極少有幸躬逢盛事、見證整個香港回歸具體過程的內地學者。我曾將這段親身經歷寫成《香港回歸親歷記》，在《中國教育報》連載并獲獎。這是我1991年博士畢業(yè)之后在境外的第一次訪學，在我學術生涯中留下了深刻印記，成為我后來關注港澳臺問題的起點。追溯起來,我后來回到華中建立了內地第一個臺港澳研究中心,指導操太圣、周小方等人研究撰寫香港、臺灣教育史論文，以致2004年在擔任全國人大代表次年就向全國人大提出制定《國家統(tǒng)一法》（后改為《反分裂國家法》）的議案，恐怕都與這些經歷不無關系。
在教育學院訪學的日子里，我住在供外來訪問學者所用、臨近海邊的宿舍，每天早出晚歸，定時去位于山上的中文大學總圖書館或各個分館查閱研究資料，參加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舉辦的各種學術會議，不定期地與乃桂先生和中文大學的師生以及在中文大學訪學的其他校外學者進行交流。就是在此次訪學期間，我得以結識同期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工作的知名文史學家金觀濤、劉青峰夫婦和梁元生先生等人，結識此時在中大學術交流的內地思想史名家葛兆光、汪暉、何懷宏先生和經濟學家張卓元先生等人，還有幸見到正在中文大學工作、譽滿中外的學術大師饒宗頤先生以及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楊振寧先生。那張與楊振寧先生的合影至今還端放在我的案頭，每天激勵著我努力工作。我從這些學術名家和科學大師的研究與接觸中受益良多，極大開闊了我的學術視野。當然，我也從楊先生合影照里當年那個滿頭黑發(fā)飄逸生風而如今幾近謝頂的自己看到了歲月的冷酷無情。臺灣知名教育學家黃政杰，哲學史家林安梧、歷史學家黃俊杰等人，也是這時在中大認識的。最有趣的是，內地教育界一批年輕有為、充滿生機與活力的青年學者后來又都成為知名教育家和教育學家的朱永新、徐輝、張民選、戚萬學、馮增俊先生等人，本來在內地并無接觸，到香港后才結為好友。他們中的多位日后成為我從事教育研究和教育改革的忠實同道與一生摯友。上述教育界的同行，除了個別人尚在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求學，幾乎都是應乃桂先生之邀從內地天南地北不同高校到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訪學的。對于每位邀請者，他都會自掏腰包請人吃飯，暢談學術。現在想起來，如此大的工作量，不知要耗費他多少時間、心血與精力。更何況他還從內地招收了一大批更年輕的學子赴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攻讀博士學位，為內地教育學科培育人才。在我推薦的華中學生中，除了操太圣，還有如今在武漢大學教育科學學院任教的陳崢博士。乃桂先生和中大教院鐘宇平、黃顯華、侯杰泰、林孟平、曾榮光教授等導師培養(yǎng)的這些學生如今都是內地教育學科的中堅力量，不少人擔任了高校校長、教育學院院長、所長，成為學術領軍人。由于乃桂先生等人見事早、行動快、有組織、系統(tǒng)化、成規(guī)模地培養(yǎng)內地學生，如今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內地同學會已然成為當代中國教育學界一個在多個研究領域以及行政部門發(fā)揮重要作用而且團結和諧、相互協(xié)作的團隊，其影響力不亞于任何一支境外海外回來的力量。乃桂先生早在30多年前香港還未回歸之際，就以其非同尋常的遠見卓識和過人勇氣，預見到隨著內地對外開放進程的加快，內地與香港教育界、學術界的交往與交流已成必然趨勢，必須預作準備，先行一步，大力推動兩地教育學術交流，主動邀約內地中生代學者訪學，招收培養(yǎng)年輕人才，其戰(zhàn)略眼光、前瞻意識和毅力勇氣令人敬佩！他不愧是架起內地與香港教育界兩地學術之橋和友誼之橋的第一人！
乃桂先生也是一個品德高尚、大度無私的儒雅之人，學術為天下公器的理念在他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他購買和收藏的圖書資料很多，做了兩任教育學院院長，圖書堆滿了他寬敞的辦公室書架。他經?；〞r間，把自己認為不再需要的書籍資料清了出來，放在辦公室門口的紙盒中，特地貼出告示，任由他人免費選取，以供研究。我有次隨意瀏覽，竟然發(fā)現其中還有中國第一位在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教育學）、回國后任南京高師校長和東南大學創(chuàng)校校長、對中國近現代教育改革作出過重大貢獻的郭秉文先生1916年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博士學位論文復印件，對我這個教育史研究者來說，這份極為珍貴的研究資料，自然是如獲至寶。也正是這篇博士論文，后來引發(fā)了我對郭秉文的密切關注與持續(xù)研究，成為我后來與弟子們共同研究郭秉文、撰寫郭秉文傳記，提出郭秉文是近代中國引進美國實用主義教育學的第一人論點的機緣。郭秉文這本1914年在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答辯獲得通過的博士學位論文，就是上述觀點的明證。現如今，我也經常讓我的博士后、博士生和碩士生們去我辦公室找尋他們需要而我又多余的書籍，或許這是乃桂先生潛移默化影響的結果吧？
近年來，我與學生劉大偉、陳詩等人開展教育記憶史研究，想不到乃桂先生的書稿竟然成為了重要的“記憶之場”，引發(fā)了我對往昔教育生活的種種回憶。但我認為，這本書的出版不僅僅成為我個人的“記憶之場”，還可以成為重要的見證香港與內地教育文化交流、見證兩地教育界學術界的朋友圈是如何逐步擴大的“記憶之場”。翻閱乃桂先生的大著，其將兩岸三地教育現實問題置于全球變革和社會變遷的宏觀視野，體現出了他強烈的學術敏銳性和前瞻性。乃桂先生在后記中擔憂“出版文集是否言之過早”，而在我看來，恰恰在這一時期更應該出版這一文集，這既是對過往學識的總結與歸納，也是人生歷程的回望與再次出發(fā)；既是一種典型性文化符號的凝練，也是兩地教育交流友誼的呈現。我覺得，隨著時間的沉淀，乃桂先生的這本大著也會成為重要的文化記憶符號，將承載著香港教育數十年的變遷歷史，這也正如法國哲學家皮埃爾·諾拉所認為的，“物質或精神層面具有重大意義的統(tǒng)一體，經由人的意志或歲月的力量，轉變?yōu)槿我夤餐w的記憶遺產的象征性元素”。時值香港局勢動蕩之際，乃桂先生的大著付梓，正是老一代香港知識分子為年輕人構建正確導向的記憶之場，功莫大焉。
國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鑄之。今日來看乃桂先生的“弘道”，談的雖是個人教育感悟，話的卻是香港教育?學界的根脈與歸屬。我想，乃桂先生這種“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家國情懷，一定會在香港教育界同仁的身上得以體現，也必然會引導香港教育走向美好的明天。
